鄭基恩校長是拔萃男書院舊生，自小喜愛音樂，1990年代大學畢業後便回母校教音樂，帶領過多個樂團，更曾奪得國際級比賽的指揮大獎，至2012年升任男拔校長。鄭校長的人生路看似康莊平坦，但遇過的挫敗亦有不少，可幸對音樂的堅持，才讓他走出了自己的人生。
因變聲退出歌詠團 自薦指揮
鄭校長生於典型中產家庭，從小便參加不少課外活動，例如香港兒童合唱團、鋼琴、長笛等。當年孩子間的競爭遠不如現在激烈，也不流行什麼名師指導，大家都是到價格相宜的音統處（即現時音樂事務處）參加，鄭校長笑言﹕「以前家裏的鋼琴都是走音的，當然不及現在的小朋友talented。」
直至升中，家庭經濟環境出現變化，如非必要的開支都要省下來，「合唱團逢暑假的外國演出都無法參與，看到其他小朋友興奮地談論旅程，難免有點失落」，樂器班亦要暫停，「爸爸着我專心讀書」。最後只可參加歌詠團一項活動，中四時卻因變聲而被迫退出，難道就此要與音樂絕緣？
「當時想，不能再唱，那可以做什麼呢？於是『傻下傻下』問老師可否讓我指揮，他竟然一口答允，更安排了一團60人的合唱團給我帶領」。他說，慶幸學校願意為學生製造機會，將樂團的分部練習交由高年級「大佬」帶領，回想起來，對學生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成長機會。
停學打工 終赴美讀音樂
直至中學畢業，一心打算修讀音樂的他，需停學打工。「早上在寫字樓上班，晚上幫人補習，起初計劃打工半年便可繼續學業，後來變成一年。當時我想，會否一年又一年，就這樣一輩子呢？」輾轉間得到親人的幫助到外國升學，鄭校長說自己當年並沒考慮得很周詳，「找到一間美國較偏遠的大學，聽聞音樂系不錯，學費負擔得起，就跑過去了」。
寄語家長 「容許有失敗空間」
他的求學時期總是見步行步，升學決定又好像帶點倉卒，與現今家長為孩子訂下的周全人生計劃迥異，「現今孩子甫出生，父母就為他計劃好24年。由幼園入小學，到上心儀中學，又要入最top的一班，再到中三選科，就像每一步都不可出錯；但是否大家的每一步都要這樣？」鄭校長又說，24年後的路，孩子們需獨自走，很多生存的技能，如待人接物等，都得靠自己發展，而挫折則令孩子更堅毅，「當時家庭的掙扎，讓我細心想想之後如何做得更好，調整自己變得更強」，他說，「父母應容許學生有失敗的空間」。
大學畢業後，鄭校長回母校教音樂。他憶述，1990年代學校投放在音樂的資源不及現在多，沒有聘校外教練、名師等外援，他一人要帶領8隊不同組別的合唱團與管弦樂隊，雖然忙碌，但亦有好處，「學生由低年級開始就由我帶，更能跟進他們的進度，亦能建立較緊密的關係」。他曾帶領樂團多次勇奪殊榮，靠的就是與男孩們來一場Men's talk，帶領他們投入音樂的意境中。
與學生Men's talk 投入意境
鄭校長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That I shall never look upon thee more，講述一名詩人患上絕症，深怕未能趕及離世前將腦中的靈感創作成詩，更不捨與愛人永別。當中的細膩思緒，十五六歲的男孩未必理解，「太複雜的情感，他們難以掌握，我會問他們有沒有心儀的女孩，叫他們想像即將畢業，要到外國留學，要分離了」；又例如另一首《兵車行》，「一提到打仗，男孩子便聯繫到雄赳赳；但此曲想表達的是﹕不想打仗，婦人在哭，田都荒了。所以歌聲不能只有氣勢，而是要帶點哀傷」。每次練習的交談，都是很有畫面的，「當然技巧亦要教授，例如換氣、姿勢，但體會到歌曲的意境，沉重或是輕鬆，身體就能隨之律動」。
男孩寡言 更需音樂抒情
對鄭校長而言，音樂是「高層次的語言」，將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想法展現，對成長尤為重要，特別是男生，「一般來說，男仔的語言表達能力比女生弱，又或是他們較寡言，最常說的就是『心照』，表達情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憤怒」。音樂令他們多了一條渠道去抒解心中的鬱結、傷感，「整理複雜的思緒」。
然而，對大部分父母而言，這種虛無的心靈滋養，怎比得上一紙證書來得實在？鄭校長則認為，學音樂，某程度上需要逼迫，「孩子有太多引誘，打機、遊樂」，練習過程縱是辛苦，但音樂的技巧卻能伴隨一生；不過，逼迫只是過程，「父母的支持多了，相對地孩子的主動性就會變低」，他說，同時亦要看孩子的天分與興趣，「在升中面試，10個考生有8個都是鋼琴8級，但多談幾句，便知道他們是否打從心中熱愛音樂，若不是，其實級數亦沒什麼作用」。
雖然鄭校長今天已沒在校內指揮樂團，但公餘時仍定期指揮校友歌詠團。對歌詠的熱情不曾減卻的原因，相信是音樂已成為他抒發情感的窗口，而非級數或獎項了。
